分散立法模式能够密切结合权力运行和腐败发生的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加以有针对性的防范、惩戒和治理，并根据具体情势的变化适时加以修订;而集中立法模式则有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防止或减少法律漏洞，体现立法合力，有效节约立法资源和成本[9]。

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数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没有造成社会动荡，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们能够返乡，而能够返乡的基础就在于返乡后有地可种。现代农业有许多提高粮食产量的技术 ，但除了育种技术 ，其他的技术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土地私有化中如何分配土地？无论按现在的土地承包现状分还是重新按人口分，都是一场不可调和的利益争斗，其规模之大足以使中国社会陷入混乱。中国的当局者应当重视土地的社会价值及其地位，洞察各种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言论，谨慎判断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和相应的改革。即便不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有什么贡献，至少可以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没有影响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连这一点都加以否认，只能说别有用心。中国农村土地的法律政策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但育种技术的突破是非常缓慢的过程 ，袁隆平先生育种几十年解决了四千万人的吃饭问题[3]，已经是一个值得人类骄傲的伟大贡献。

少量进口粮食对耕地保有量没有意义，进口粮食量达到可以减少耕地保有量时，粮食就会成为铁矿石第二。简单而言，如果现行制度并无根本性缺陷，如果没有优势明显的改革方案，如果社会支付不起改革成本，就没有理由改变现行制度。又见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19)我国应根据WTO的RTA规则，参考TPP的相关规定，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RTA网络建设中逐步顺应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新变化，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点，达成不同水平的RTA，尤其要充分考虑将投资、环境、劳工规则纳入RTA中，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载《法学》2016年第5期。(35)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内重要司法文件中直接写入国际公认的条约解释通则，对于准确适用国际公约、提升国内民商事判决的国际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程序和手续的简化、适用法律和规定的协调、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改善，创造一个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营商环境。[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我国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构建新型的国际合作发展空间和秩序，必须以规则和区域国际法治引领区域的合作和共同发展繁荣。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和研究，参见何志鹏、孙璐：新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起步，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6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61页。

透明，是亚投行决策和运行的特色，亚投行全部决策及其过程均应公开、透明。贸易便利化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一带一路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区域内商品和服务的互通有无，核心就是便利化。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通过在自贸区内各项深化改革或扩大开放的制度实验，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在内的贸易投资法律创新体系。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与世界银行被公认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经济支柱，参见姚梅镇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622页。

正确的做法是，应当将现有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与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相结合，形成有机统一，共同为一带一路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深入探寻和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我们自己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前者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不归路，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人们，小圈子式的经济同盟模式尽管可能一时热闹，但最终却只能昙花一现、不可持续，在这方面，中国积累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近些年来，劳工标准被国际贸易投资协定接纳的趋势越发明显，在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协定中确定基本劳工标准，不但符合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趋势，对于沿线各国劳动者权益维护也是必要的。

(17)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越来越引起仲裁庭的关注[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借鉴公认的国际环境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环境法规则，结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共同谈判设计和制定一带一路中的环境条款。

跨境送达、取证是国际民事诉讼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性不必多言，如果得不到他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当事人付出再高代价赢得的判决也只不过是一张废纸。⑧在其推进过程中，理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呼声，以鲜明的时代特点创新治理模式，其核心是改变倚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治理体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见赵建文：‘一带一路与‘可持续发展法，载《人民法治》2015年第11期。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特点，其国内法内涵应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涉外经贸法律制度建设。为此，各国应在投资者保护、涉外民商事审判、国际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以及司法协助等领域加强合作，在条件成熟时，推动形成国际法规则。(24)一带一路应特别关注货物通关、商品检验检疫、质量标准、电子商务规则等法律问题。在当前国内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以及国际经贸关系格局已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的今天，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应当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以及改革全球治理体制的重要使命。⑥改革呼声愈发强烈，但美国等西方传统强国试图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来维系这一不合时宜的治理模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大增导致美国丧失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绝对主导权，美国已不能像乌拉圭回合那样自行其是，故对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采取长期拖延、甚至不惜放弃的立场。

财政部长们则推动了IMF的工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困境，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31)法学专家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7月8日。因此，一带一路体系的制度内涵应当包括国际法、国内法两大领域，通过国际法、国内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实现法治化的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应充分尊重并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各类商事主体之间争端解决也必须遵循国际商事交易规则，寻求可依据的共同法律基础。《意见》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法院将先行给予他国司法优惠，这对于沿线国家当事人而言不啻为一个重大利好。

[加拿大]黛布拉·斯蒂格主编：《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再设计》，汤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国际经贸规则正在经历着不同意义上的重构。(30)该意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特点和我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实践，借鉴国际先进司法理念，在管辖权、司法互惠、适用国际条约和惯例、外国法查明、涉外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等多方面做出了创新性规定。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出进一步发展国际可持续发展法的要求以来，国际可持续发展法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④不可否认，这一治理体制及其法律制度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国际经贸关系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中国也是这一体系的长期参与者和受益者。⑦美国上述对华政策转变本身反映了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已意识到其掌控全球事务能力在下降，也认识到中国崛起引发权势转移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

亚投行成立以来成功运行，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制度设计应日臻完善，成为当今国际金融治理的典范。(39)这表明，中国司法机关将积极支持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进一步保障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这方面，中国的涉外民商事司法审判勇于开拓，已做出表率，还应进一步探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调解委员会、国际仲裁机构三位一体的创新性涉外民商事司法机制。一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及司法运用。

成功的争端解决机制离不开高效、便利的司法合作与协助机制。中国已在这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充分展示了开放、包容的态度。从地域上看，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生态问题突出地区之一，而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同中国一样正面临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上分散在环境脆弱地区[6]规则导向原则是法治化体系的核心，是稳定、可预见法律环境的必然选择。

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借鉴公认的国际环境公约、气候变化公约等国际环境法规则，结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共同谈判设计和制定一带一路中的环境条款。

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在国际法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和研究，参见何志鹏、孙璐：新中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起步，刘志云主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6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61页。(37)参见法发[2015]9号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7月8日。

张乃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之重构，载《法学》2016年第5期。又见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